芝兰之树 生于阶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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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下，或是受“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等鸡汤式广告语的影响，或是受从众心理的驱使，人们热衷于买学区房。其实，家庭才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，是社会的基本细胞。良好的家风是子孙后代的幸福之源、立世之本。孟母三迁、岳母刺字、画荻教子等生动故事，以及古代大量的家书、家训，无不告诫子弟要勤俭向善。良好家风于潜移默化、润物无声中，表现出了强大精神力量，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陈郡谢氏是魏晋时期名门望族，与琅琊王氏并称“王谢”，所以又有“王谢风流满晋书”的说法。谢家能保持几百年不衰，与其良好家风有莫大关系。东晋时，政治家谢安见侄子谢玄喜欢佩戴紫罗香囊。这种脂粉气很浓的物件，流行于当时贵族青年中、谢安怕他玩物丧志，又不想伤害他的自尊心，便以和谢玄打赌的形式，巧妙地赢得香囊，当面烧毁。这种启发式教育，属于不言之教，可谓煞费苦心。谢安的夫人批评他没有尽到教育儿女的责任，他回答说：“我常自教儿。”意思是以身作则，以独特的方式于潜移默化中影响、教育子女。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谢氏家风的成效，叔侄二人在淝水之战中扭转乾坤，使国家转危为安。

为了保持谢家的声望，谢安非常重视家风的传承，尤其注重从人格思想、人生抱负等方面教育子弟。一次，他问众子侄是如何规划人生理想的，看似漫不经心的提问，实则寄予了自己的殷殷期望。谢玄回答说：“譬如芝兰玉树，欲使其生于阶庭耳。”谢安大为赞许。在优良家风的引导下，谢氏家族文武兼修，不但在武功上取得非凡成绩，还培养出了许多文化大家，垂范后世，如谢万、谢道韫、谢灵运、谢朓，等等，人才济济，成就了许多文坛佳话。

同样是在晋代，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初为渔梁吏，感念母亲于贫寒之中的养育之恩，利用职务之便，用陶罐盛了点公家的腌鱼送给母亲。陶母原封退回，并责备道：“汝为吏，以官物遗我，非惟不能益吾，乃以增吾忧矣。”陶母忧虑儿子“以官物遗我”，这次是鱼，下次就有可能是金银了，做官最忌讳的就是不能廉洁奉公，若因“恶小而为之”的话，落下千古骂名是迟早的事。陶母深明大义，对陶侃为官之路影响深远，也铸就了陶氏一门的清白家风。

南朝梁代政治家徐勉写给儿子的家书，也令人称道。这篇《为书诫子崧》收集在《全梁文》中：“吾家世清廉，故常居贫素，至于产业之事，所未尝言，非直不经营而已。薄躬遭逢，遂至今日，尊官厚禄，可谓备之。每念叨窃若斯，岂由才致？仰藉先代风范，及以福庆，故臻此耳。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，不亦厚乎？”意思是说，我们家世代清廉，所以过着贫穷简朴的生活，至于要经营什么产业，我不仅从未做过，连提都没提过。我一生为官谨小慎微，至今日尊严与俸禄都不缺了，并不是我有多大的才能，而是仰仗先人流传下来的良好家风。古人说，将清白留给子孙，不也是丰厚的遗产吗？又说，留给子孙满箱黄金，不如传给他们一部经书。希望你们也能理解和继承我的志向，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。

一封家书，字字如金，也是徐勉一生居官的写照。他不营产业，家无积蓄，勤于政事，后来做到了吏部尚书。徐勉掌握人事任免权力后，一时间门庭若市，前来跑官要官的不在少数。若没有定力、不能做到“绝情”，是很容易犯错误的。友人虞暠仗着自己和徐勉的关系，在一次聚会上，狮子大开口，求相当于主管的“詹事五官”。徐勉正言相对：“今夕止可谈风月，不宜及公事。”此事传为千古佳话，史称“风月尚书”。

当然，因治家无方、家风不正，造成家族衰败的例子也不绝于史书。汉代，因霍去病、霍光的功劳，霍家成为当仁不让的名门望族。起先，霍光还能够谨小慎微，重视自身的修养，严格要求家人，但随着权势的膨胀，对自身和家人的要求逐渐降低。其妻尤甚，贪妒成性，为把自己的女儿扶上皇后之位，毒杀皇后，霍光竟然替她隐瞒重罪。家政长期不修的结果是，霍光死后，子弟仍作威作福，不知收敛，终招致灭门悲剧。

遗儿千秋富贵，莫若良言一句。南宋诗人陆游告诫子孙“富贵苟求终近祸，汝曹切勿坠家风”，虽朴实无华，但写下了彪炳史册的陆氏门风。家风不但是家族的精神纽带，而且影响整个社会风气，好的家风透射出的是人生智慧和理性之光，于人类社会发展功莫大焉。